4．南北关系中的发展援助问题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援助上的分歧，不仅表现在数额上，更表现为援助条件上，美国宣称：“只援助那些对自己有用的国家”。发达国家多数把援助与“人权”、“民主”、“多党制”相挂钩，认为受援国“应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约”而且“需朝着建立民主的方面前进”这些干涉别国主权的苛刻援助条件自然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和国际舆论谴责。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却越来越“边缘化”，成为世人遗忘的角落，导致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必然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例如，恐怖主义产生的最根本根源就是贫穷）。因此，在21世纪，第三世界要消除贫困的关键条件之一，不在于发达国家的承诺，而在于发达国家采取的公正无私的行动。

5．南北关系中的人权问题

西方国家把人权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渗透和颠覆的工具，人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强权政治对第三世界国家施加压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南北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在于三个方面：一、第三世界国家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人权；西方国家则认为“普遍人权”先于发展权。其“普遍人权”的实质是“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二、发展中国家强调各国有权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民主和自由；西方国家则鼓吹人权的普遍价值，妄图把自己的人权标准强加给其它国家。三、第三世界国家认为，种族主义、新殖民主义、外国入侵等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西方国家则主张建立“人权法庭”等干预机构，对它国所谓“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干涉。

冷战结束后，某些国际集团先后抛出了一些有关人权的奇谈怪论，如“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有限主权论”、“合法的人权和人道干预论”、“不干涉内政不适合人权问题”等。这些论调的实质是以“人权”之名，推行新干涉主义和新炮舰政策。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大搞双重标准，对本国或盟国或有战略利益的国家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听之任之，甚至加以美化。

“霸者之道则不然：其心未尝仁也，而患天下恶其不仁，于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尝义也，而患天下恶其不义。于是示之以义。”美国的人权政策是借民主装饰霸主，以人道掩饰霸道，以人权粉饰霸权。

6．“中国威胁论”

西方所鼓吹的“中国威胁论”是没有任何道理和依据的。从经济上看，中国的经济实力并没有象有些人估计的那样强大，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很难说会对他国构成威胁，其次，中国经济发展会对世界各国带来好处，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向世界提供巨大的市场。

从军事角度看，中国的军事预算是有限的、低水平的。中国奉行的是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也永远不会称霸。

在粮食需求上，中国不会对世界粮食的供求造成巨大影响。随着科技的进步，中国农业的发展，我们将完全有能力来养活自己，决将不会走上依赖谷物和肉食品进口维持生存之路。

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它发展快慢、是否强大，而根本上在于它实行怎样的对外政策。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840年后，中国饱受压迫，我们决不会再去压迫别人。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中国威胁论”思想的实质是冷战思维的延续，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借口中国威胁，为自己扩军备战，出售军火谋取巨额利润。应该看到，真正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造成威胁的，不是发展着的爱好和平的中国，恰恰是那些“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对此，人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